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賦權私立大專

賦權私立大專


傑弗裡·威廉斯教授(Geoffrey Williams)等人最近對私立大專財務狀況的研究,讓許多對大馬私立大專的未來展開討論。

研究指出,受調查的96所私立大專中,有53%都面對稅前虧損,這導致許多人呼吁政府對國內私立大專提供財政援助,並給予更多關注。

雖然我能夠理解這令人擔憂的二分法,但我也對所引起的各種要求噪音感到震驚。

首先,認為政府的任何救助或援助計劃能一舉解決問題是個謬誤。這麼做可能確實能維持受虧損私立大專的運營。但代價是什麼?持續多久?

大馬有超過400家私立大專,根據53%的數據,我們可能會發現有200多家私立大專需要不同程度的財政援助。

思及此,任何形式的介入或援助都可能徒勞無功。虧損的大專在短期內可能得以維持,但學生人數若沒有大幅增長,它們最終將再次出現虧損。

有人提出,合並可能是條出路?盡管這或許可以解決市場過度擁擠的問題,但任何審慎的機構都不會願意接手,或與被認為存在風險的大專合並。

從各方面考量,解決私立大專的問題需要更多資金和更多改革,而後者占據了優先地位。

因此,根據我在教育界33年的經驗,我敢大膽假設,引進“大學捐贈模式”(university endowment model)的時機已成熟。

雖然這在大馬可能是個新事物,但在美國、英國和世界其他地方卻很普遍。事實上,頂尖大學都已運行這種模式好幾十年了。

單以美國為例,哈佛、耶魯、斯坦福和普林斯頓大學,在2018財年末就分別擁有1621億令吉(392億美元)、1216億令吉(294億美元)、1096億令吉(265億美元)和1071億令吉(259億美元)的捐贈基金。

這些資金的最初來源是捐贈,之後用於投資以確保永續經營。在專業投資人士和基金經理監督下,捐贈基金一般投資於對衝基金、房地產、債券和自然資源的多元化投資組合。

捐贈基金的總體管理戰略是,在不減少本金的情況下,產生可觀的實際回報,以支付每年支出,同時不斷增加本金以應對通膨。

過去一年,哈佛、耶魯、斯坦福和普林斯頓大學的捐贈基金分別增長了10%、12.3%、11.3%和14.2%,意即各大學捐贈基金的表現都超過了標准普爾500指數股票和債券指數股票的60/40典型投資組合所預期的8.4%收益。

這些巨額資金使大學能推進研究、支持數額龐大的工資賬單,並對大學的其他開銷給予財政支持和支付運營費用。

一般上,約5%基金總資產將用於大學每年支出,而這足以支付大部分運營費用。以2017年為例,這一筆款項足以承擔普林斯頓67%、哈佛38%、耶魯35%和斯坦福22%的年度支出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在一所大學的捐贈中,約有70-85%(在許多美國大學是常見數字)是由受捐贈人要求加以限制的資金所組成。大學必須履行受托責任,以確保該基金秉持設立初衷。

例如,用於促進工程研究的500萬令吉捐款不能用於資助工程學生的獎學金和津貼,也不能轉到其他學院。透明度至關重要,而捐贈者每年都會更新其捐款用途。

在捐贈基金的推行下,全球頂尖大學得以一手吃蛋糕,一手烤蛋糕。它們毫無缺乏,而且擁有巨額資源,難怪它們在全球競爭中遙遙領先。

賦予我國私立大專同樣的權力將是改變游戲規則之舉。有了捐贈基金,私立大專就可擺脫對學費的嚴重依賴,同時也將為學生提供更多機會,提升學習體驗。

現在,在任何具影響力的立法機構中,勇氣是不可或缺的,若要兌現承諾,捐贈基金應不受限於社團注冊的要求——每年必須花掉總數的50%。

高教機構需被賦予在他們認為合適情況下進行投資的自主權。采用全球頂尖大學所制定,並經過長期驗證的投資指導方針。

給予私立大專免稅地位,是另一需要考慮其可行性的舉措。在美國,大多公立和私立大學都免稅,同時捐贈基金管理的公司及其投資也享有免稅優惠。

再來看看威廉姆斯教授等人早前的研究。自2010年,稅後利潤平均下降了78%,而若看稅後的數據,遭遇虧損的大專提高至55%。

給予所有大專免稅優惠,將從根本上重新調整欠款的償付能力。若免稅的舉措目前仍過於超前,那麼給予私人大專減稅優惠,也能有效減輕負擔。

這麼做是合理的。私立大專長期以來提高了國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,並為我國崛起成為全球教育中心做出巨大貢獻。鑒於此,讓私立大專享有一些賦權的立法改革,將被視為是對這個經常被忽視的行業遲來的肯定。

馬來西亞的私立高教已經走了這麼遠,而且許多私立高教都表現卓越,這一點從它們在全球大學排行榜上的表現,就可見一斑。

想像一下,若國家願意賦權予他們,他們還能再做些什麼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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